爱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。可以大到天地家国，也可以小到一颦一笑。

我读高中的第二年刚要近期末了，突然，从北京刮起一阵飓风，一夜间，全国震动：“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”

“大鸣大放大字报”，铺天盖地，震古烁今。我跟许多盲目者一样：新奇！震动！！只因胆小和正义，没有出轨，也没有被推选为“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”而去北京见毛主席。反而因为一句话被“告密”而打成了“小黑帮”。可不到一个月就“平反”了，如果不是我有“小资产阶级”的良心，恐怕早就被拥戴成“造反派”头目了。不用担心，自然有人“一跃而上”，跑上前去，代替了我，更勇敢地肩负起了“革命”的领导重任，直到后来被查处才“隐退”下来。

我不知道什么是爱，但我看到横眉怒目的“领导”骂我“小黑帮”时，我深感冤屈，只想以伸张正义为快；可看到同样是那些人来给我道歉认错时，我不仅不恨，反而同情他们起来；当我的同学们为我不平时，我很感激他们。可见他们无我之屈辱地“一跃而上”的英勇时，我又对他们平添几分不屑。当时，自知没站在“人”的高度。更没站在“主义”的高度，只不过想：不应该去对一个弱者表示我们的“伟大”和“坚决”。

所以，从那以后，直到今天，我没有任何“革命组织”成员的曾经，也没有“保皇”的“骂名”。

后来，几个探亲的军人回乡，一夜间，便让县委县政府同意了“全面大串联”的“革命要求”，我自然兴奋----是不是为“革命”，我朦胧；但想出去看看，即后来时髦的说法叫“旅游”的，倒是很真实。

我匆匆回家，把这种兴奋告诉父母，父母自然很高兴：儿子要出远门，到北京去，这是山沟里人世世代代都没想、也没敢想的事啊。母亲二话不说，就在家里搜索一切可以变成钱的东西，背到街上去买，找可能借的地方去借，三天的奔忙，终于拼凑了六十三元大票。还连夜一针一线的用手工给我缝制了一件蓝卡机新便衣。才千嘱万咐送我出门，我回头看见母亲那满怀期望的眼神、满面鼓励的笑容，那简直就是一尊屹立在我身后的永恒的雕像。

我满怀“雄心壮志”出门而去，那“壮志”就是：为党为人民，自然也为父母，去学习、锤炼、长见识，将来当好“共产主义接班人”。

可我们刚乘车到重庆，就号召“停止乘车串联，提倡步行串联，学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。”这时，许多人纷纷回走，少数人开始投机取巧；我呢？初衷不变，毅然参加了“步行长征队”，目标仍然是先到北京---“祖国的心脏，革命的圣地”。

我的日记里记载：整整五十四天的步行，经历了二千五百多里的艰辛，体重足足减轻了二十四斤，一双脚不知肿了多少回……才到了北京。一路上我坚守着信念和“不到北京不坐车”的诺言，任凭同学如何劝我，好心的司机停下车招引我，都没有动摇过我的信念。结果是：我们错过了毛主席的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”的机会，到北京后仅仅七天时间就“停止全国大串联”，再没机会到别处浏览了。可是，我留下了一本“串联日记”，记载了沿途的风土人情和许多感人场面。现在回想，我是对的：我第一次检验了我的毅力和决心以及应有的责任感，我得到了比时髦、兴奋更为踏实的知识。回想初衷，我对天地家国无愧。

这是一种爱，一种比现实人间更纯净真诚的爱啊！

在京的匆匆里，我们参加了由“组织”安排的各种活动外，就是“自由串联”，而我的对象大都是名胜古迹、园林风物。可惜，那时许多地方已关闭。就是颐和园里，好好的名人字画、匾额题咏也被“革命”成满地碎片，我只好从地上捡起、拼凑起来读那些唐人的诗、宋人的词了。

不过，那时满怀感恩的心，想见毛主席、周总理等领袖们的情怀一直很强烈。记得也正是除夕后新年第一天，我一大早，就独自一人站在北海后门的雪地里，怔怔的望着进进出出的黑色或白色的轿车，希望能有机会一睹领袖们的真容。可足足站了大半天，虽然来回走动以抗寒，还是哆嗦打颤不止，而所见的都是一晃而过的陌生面孔。直到下午两点，我才想起应该吃点什么了。于是遍寻家乡大年初一早上常吃的的元宵，最终也只卖了几个小馒头泡在豆浆里，聊作元宵吃下，以慰我家乡的情怀。      

农历正月初七日，我们乘上开往成都的长途列车。好不容易拿到的车票，可只能在行李车厢拥挤。

行李车没有座位，人们都以自己的行李包作为抢占地盘、支撑疲倦的唯一依靠。列车启动时，我们一行九人都占据了能坐下来的一快地，可还有好多人因靠得太紧竟无法坐下来。

三天三夜坐下来，脚都肿了。可我想象的蜀都却是一片荒凉冷落：红卫兵接待站的服务员们脸上的笑都像装出来的，冷冷的寒风冷冷冷的楼，冷冷的流人冷冷的乱。满地的垃圾像刚路过一支零落的部队，大街除偶有一对红卫兵疲惫地路过外，见不到其他的人。我们只住了一天，就又匆匆上了成渝铁路的一辆慢车。一天一夜才到重庆，然后万县，归心似箭又归心似箭。

当时我的那个山里的家十分贫困，贫困得常常恐惧着生存；可是又总觉得那里是天下最富有的地方，因为那里有爸妈，有无私的爱。。。。。爱常常就是这样，并不一定是在财富聚集的地方啊

1967年农历的正月十五元宵这一天，由万县到利川的汽车（就是普通货车），开到汪家营已是中午时分。我连忙下了车，几乎是连滚带爬来到我姨父家。姨妈要留我过完元宵，第二天姨父送我回家。可我坚决要走。于是姨妈匆匆为我们弄了吃的后，就叫姨父送我，因为还有近百里的山路，且要途经当时常有才狼虎豹出没的福宝山。

当夜，我们踏着冰雪一直走到半夜过后，才走到我数日来梦绕魂牵的老屋门前。两条腿本来就有走伤的疼痛，可全忘了。我激动不已的敲响木门。首先听到的是妈妈的声音：“你们快起去看看，有人敲门，是不是儿子回来了？”接着哥嫂妹妹们都争着起床来开门。看见了我，就惊奇而兴奋的告诉妈妈：“是的！是!妈！快起来嘛！。。。。。”爸爸连忙抱来最好的干柴，把火烧得旺旺的，还一边添柴一边说：“你妈听说有些地方武斗，担心死了。我们大年三十煮的一锅肉，还没吃呢！你妈吃不下，一家人也都吃不下了。。。。。”当时我只有兴奋，可后来每每想起爸爸的那些永远回响在耳边的话来，就感觉到母亲和一家人那半个月是如何熬过来的啊！总禁不住要流泪。。。。。

妈妈笑盈盈地从房里出来，嘴唇动了几下也没说一句话，只是笑。好一会才醒悟似的让三姨父坐，向三姨父道谢。当夜，就没再睡了，全家人互相询问着、欢笑着---热闹了那个非比寻常的元宵夜。

那是一个充满深沉博大的爱的夜晚啊！那是一个多么贫寒又多么让人留念的山里的家啊！

人那，究竟要怎样活着才是真正的活呢？

然而，我是不怎么看重财富的，虽然我还是穷。也不知是对，还是错！

爱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。可以大到天地家国，也可以小到一颦一笑。

我读高中的第二年刚要近期末了，突然，从北京刮起一阵飓风，一夜间，全国震动：“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”

“大鸣大放大字报”，铺天盖地，震古烁今。我跟许多盲目者一样：新奇！震动！！只因胆小和正义，没有出轨，也没有被推选为“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”而去北京见毛主席。反而因为一句话被“告密”而打成了“小黑帮”。可不到一个月就“平反”了，如果不是我有“小资产阶级”的良心，恐怕早就被拥戴成“造反派”头目了。不用担心，自然有人“一跃而上”，跑上前去，代替了我，更勇敢地肩负起了“革命”的领导重任，直到后来被查处才“隐退”下来。

我不知道什么是爱，但我看到横眉怒目的“领导”骂我“小黑帮”时，我深感冤屈，只想以伸张正义为快；可看到同样是那些人来给我道歉认错时，我不仅不恨，反而同情他们起来；当我的同学们为我不平时，我很感激他们。可见他们无我之屈辱地“一跃而上”的英勇时，我又对他们平添几分不屑。当时，自知没站在“人”的高度。更没站在“主义”的高度，只不过想：不应该去对一个弱者表示我们的“伟大”和“坚决”。

所以，从那以后，直到今天，我没有任何“革命组织”成员的曾经，也没有“保皇”的“骂名”。

后来，几个探亲的军人回乡，一夜间，便让县委县政府同意了“全面大串联”的“革命要求”，我自然兴奋----是不是为“革命”，我朦胧；但想出去看看，即后来时髦的说法叫“旅游”的，倒是很真实。

我匆匆回家，把这种兴奋告诉父母，父母自然很高兴：儿子要出远门，到北京去，这是山沟里人世世代代都没想、也没敢想的事啊。母亲二话不说，就在家里搜索一切可以变成钱的东西，背到街上去买，找可能借的地方去借，三天的奔忙，终于拼凑了六十三元大票。还连夜一针一线的用手工给我缝制了一件蓝卡机新便衣。才千嘱万咐送我出